上海人权捍卫者万文英就外交部拒绝公开酷刑报告相关信息而提行政诉讼

2015年10月31日,上海人权捍卫者万文英因不服外交部于2015年5月31日作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复函》。万文英曾于2015年7月3日向国务院法制办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她希望国务院法制办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却收到国务院法制办于2015年9月21日作出【国发复(2015)836号】告知。

万文英认为外交部拒绝公开酷刑报告相关信息是违法行为而提起诉讼。外交部的《复函》称:“该报告第72段和第74段所提及的数据为司法机关提供。我部不掌握相关案件的具体情况。……你申请公开的内容不属于我部政府信息公开范畴。”

万文英申请的内容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交给联合国的关于执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第六次报告第72段:

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依法公开: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了虐待被监管人案件158件发生的具体时间( 年 月 日)?

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依法公开: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了虐待被监管人案件158件发生的(省/市)? 在监狱,看守所,还是公安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交给联合国的关于执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第六次报告第74段:

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依法公开:2011年因虐待被监管人被判有罪的26人虐待实施者有哪些被判刑的人员涉及多个罪名?(比如同时嫌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罪和虐待被监管人)

被剥夺知情权的万文英于2015年10月31日起诉外交部的行政起诉状、3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等相关材料用双挂号邮寄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3条诉讼请求:
1、撤销被告作出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复函》。
2、判令被告重新作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行为。
3、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万文英所需政府信息公开的信息用于研究中国司法状况,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第六次报告的真实性,履行公民监督权,知情权,研究如何监督行政机关。

据了解:万文英系江西省南昌市人,1999年5月与上海市虹口区天宝路410弄52号居民卢正和在上海登记结婚并定居丈夫家中。2000年12月生一儿子名叫卢捷,儿子上海户籍。2004年4月26日,万文英的丈夫卢正和因积劳成病,无钱治疗,亡于家中。当时孩子年幼,万文英作为孩子的母亲,是孩子唯一的监护人。万文英的户口却至今未迁入上海,她多次到上海市公安局户籍窗口咨询,户籍警说:“象万文英这样的情况户口可以迁来上海。”

2013年,虹口公安分局嘉兴派出所户籍窗口受理了万文英迁户口所需的所有证明材料,当时所长亲口说万文英的户口可以迁来上海。万文英向户籍窗口要受理材料的回执,户籍警说:“不给”。户籍警还告诉万文英:“你的户口,分局,市局批了,同意上户口(同意迁入上海)。”

万文英气愤地说:“根据沪府(2009)70号文,还有《市公案局关于常住户口“公共户”设立与日常管理工作的通知》,我都符合其内容迁户口的条件,为什么我的户口直到现在还迁不进?原因是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街道不同意我的户口迁来上海,户口是属于派出所管理的,为什么要经过街道同意呢?我们的国家不是要提倡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吗?这法律法规难道在有权掌握我们命运与生计的官员手中视如餐巾纸?我们国家提倡的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派出所是执法部门,警察是执法人员,嘉兴街道是国家政府官员,应当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嘉兴街道,嘉兴派出所工作人员是共产党培养提拨的,为什么不去执行在共产党制定的法律,法规框架下为老百姓办实事?能够有所作为?请问嘉兴派出所的所长,我的户口在2006年上海市公安局户籍窗口的领导就说我的户口可以迁上来,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迁上来呢?”

2010年3月19日,万文英在不知的情况下,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天宝路410弄52号的合法私有房屋突然遭到强拆,并将室内财物洗劫一空。邻居打电话告诉万文英,万文英回来看到这一情况,马上拨“110”报警电话要求警察破获这起“团伙抢劫案”。110拒不出警,甚至后来不再接听万文英的报警电话。万文英无奈之下又到辖区派出所报案,要求警察去现场取证,要求把“团伙抢劫案”的幕后指示者和现场实施者抓获归案。接报警察(警号22021453)说:“你人没被撬死,你被撬死了我们就去现场”。走投无路的万文英因上访多次遭拘留、关黑监狱等迫害。被拆迁前,万文英母子的家在上海市虹口区天宝路410弄52号。被强拆后,万文英母子与上海成千上万上访人一样至今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去法院诉讼不立案不裁定,上访随时面临牢狱之灾,房屋财产被抢诉控无门。

万文英电话:13816370905

附:行政起诉状

原告:万文英,女,出生于1966年9月19日。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天宝路358弄5号301室 邮编:200086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邮编: 100701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2号。
负责人:王毅。 职务:部长。

诉讼请求:
1、撤销被告作出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
2、判令被告重新作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行为;
3、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
2015年5月9日,原告向外交部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共3份),分别是要求外交部公开中国政府提交给联合国的“关于我国政府执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六次报告”中,检察机关办理158件虐待被监管人案件发生的时间、地域、案发场所以及2011年构成虐待被监管人罪案件的26人有哪些涉及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等多个罪名。

被告确认于2015年5月14日收到原告的3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于2015年5月31日作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称:“上述报告系由外交部会同有关部门撰写,内容涵盖我国我国立法、司法、行政政等多方面工作。该报告第72段和第74段所提及的数据为司法机关提供。我部不掌握相关案件的具体情况。……你申请公开的内容不属于我部政府信息公开范畴。”

原告认为,被告该公开而拒绝公开包括本案信息公开申请内容在内相关的3份政府信息,声称“不掌握相关案件的具体情况”,显然是在寻找托词和借口,该信息公开申请答复显属违法,依法应予撤销。中国政府关于执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国际公约》第六次报告系由被告外交部负责作出的,被告不可能不掌握报告中第72段和第74段内容的相关具体信息,否则不可能写出该报告。再者,退一步说,即使有关案件的办案机关是司法部门(被告也未明确指出究竟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中的哪个司法机关),但是该报告中涉及酷刑犯罪的有关详细数据资料,有关部门不可能不同时提供给该报告的主办机关,也就是被告外交部。因此,被告故意隐瞒该数据信息,该公开而拒绝公开相关信息,违反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该《复函》具体行政行为显然违法,依法应予撤销,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信息公开行政行为。
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44条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望依法裁判。

此致
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

起诉人:万文英
2015年10月22日

附:
1. 本诉状副本1份;
2. 3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3.《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复印件1份
4. 原告万文英身份证复印件1份

上海人权捍卫者韦开珍在北京遭警察暴力殴打致脑震荡 多名上海访民被截访

2015年10月31日,本网获悉:上海人权捍卫者韦开珍本月26日在中共十八大五中全会期间欲向会议谏言,韦开珍跑遍了中央各信访窗口,已意识到信访窗口形同虚设,因此要求习近平关注民生,给出一个解决访民问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认真解决地方政府剥夺老百姓的房屋财产权、生存权,民生问题久拖不决。强占土地、强抢财产,强拆房屋,百姓生活无保障,司法不公等诸多问题。

她走在北京街头却被北京警方拉到北京久敬庄接济管理中心黑监狱关押,强行没收身份证,然后交给地方政府驻京办截访人员。当天,韦开珍被驻京办截访人员从久敬庄黑监狱带到北京市北京市丰台区右外东庄90号北京市接济管理服务中心黑监狱继续关押(是上海市政府关押访民的地方)。

2015年10月28日晚上7时许,韦开珍被警号045285暴力殴打致脑震荡。起因:上海市政府驻京办截访人员殴打一名姓宋的访民,扬言要“蒙掉他”(打死的意思),韦开珍见状立即去拉宋欲离开,不料, 60多岁手无寸铁的韦开珍没能救出宋,自己却遭恶警045285打后脑勺总动脉。多次拨打“110”报警电话,无人出警。

韦开珍向上海市政府截访人员提出3个要求,第一:要求看视频录像;第二:要求带去医院看病;第三:要求追究045285的责任。没有其他要求了。
截访人员说:“录像不能给你看,带你去看病,追责的问题要汇报。”

韦开珍随后被带到医院看病,医生一看就说:“打得很有技术。”表面不留痕迹,里面严重受伤。医生诊断为脑震荡。据韦开珍透露:“被打得耳朵痛,牙齿也痛,东西都不能吃。喉咙痛、后面颈椎也痛,耳朵这个地方肿,还有手也肿。”

10月29日中午韦开珍被送上1461列车离开北京,30日上午8时到达上海,韦开珍电话:18017125130。

据了解:今年6月份向外交部申请酷刑报告相关信息公开遭拒而到国务院提起行政复议至今3个多月未收到《复议决定书》的上海人权捍卫者徐佩玲多次遭公权力的打压、限制人身自由、拘留、判刑。她毅然很坚强,为了讨回公道,2015年10月26日到中南海告状、找清官、檢举、控告上海当局渎职,徐佩玲多次遭打击报复。28日徐佩玲被谴送回到上海,遭徐汇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决定。 黄浦区访民阮萍、吉永玲也被行政拘留10日。

上海维权访民项文寅,杜青艳夫妇二人27日在京庆祝党代会,被上海市政府雇凶强行绑架回沪。现被关押在松江区梅林阁无牌空楼黑监狱内。十几名警察黑保安看管,限制人身自由。依此可见党国开会访民遭泱,拘留、关黑监狱,限制人身自由等各种迫害。项文寅,杜青艳电话:17099239223

29日,上海访民江琴和陆福忠在北京羊坊1号附近走路,遭到北京警察强行搜查,警察谎称把他们送到领导接待的地方,却把他们送到久敬庄黑监狱关押,现情况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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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捍卫者顾国平庭审记:公诉方被驳得无言以对,顾国平依然被判重罪

2015年10月30日14时30分,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著名人权捍卫者顾国平涉嫌寻衅滋事一案,审判长是刑庭副庭长(副处级)周伟敏,公诉人是检察员史晓俊,辩护人是简益平(江西金凤华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和俞忠欢(系顾国平之友,人权捍卫者)。

公诉人诡辩称本案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辩护人多次要求公诉人出示一中院指定管辖的决定书或证据,但公诉人始终拿不出,《案卷》中也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法律文书或证据。假使一中院指定管辖,也是违法,《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管辖不明的案件”主要是指该案件的管辖
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而本案在法律中已有明确规定。

辩护人当庭出示顾国平被关进看守所后遭受的刑讯逼供的证据,审判长不允许;而公诉人出示顾国平进看守所时的体检报告,审判长却允许,被辩护人驳倒这丝毫不能证明顾国平被关进看守所后的健康状况,妄想糊弄法庭,结果出丑。
辩护人驳斥公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都是“三无产品”:无《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无告知法律责任、无询问通知书和出示询问通知书,公诉人也无言以对,只管自说自话。

辩护人驳斥公诉人提供调取视听资料程序违法,先调取后补手续,就好比先强拆房屋,后补强拆手续,先枪毙人,后补死刑判决书,且补办的手续还是假的;却被审判长打住。

辩护人驳斥公诉人诉顾国平是首犯毫无证据,并一再要求出示证据,公诉人就是沉默以对。

辩护人驳斥公诉人歪曲刑法关于“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概念,且一些省高院有关这方面的实施细则,上海虽然没有,但有案例;审判长阻止不成,就不予采纳。

辩护人驳斥公诉人诉顾国平是首犯毫无证据,并一再要求出示证据,公诉人就是沉默以对。

检察官和法官在法庭上蛮不讲法讲理的行径,激起了全体旁听人员的强烈愤慨,先后有三名旁听人员被法警拉出法庭。

休庭10分钟后,于17时,审判长不顾本案铁证程序严重违法,主体完全无罪事实,枉判顾国平犯寻衅滋事罪1年6个月有期徒刑。场内外冤枉声彼此起伏,许多人忍不住哭泣。

同日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的同案,纪家碧被浦东新区法院枉判犯寻衅滋事罪2年有期徒刑;沈玉青、乐峰被静安区法院分别枉判犯寻衅滋事罪1年6个月和1年3个月有期徒刑;孔令珍因血压很高,黄浦区法院没有当庭宣判,告知其辩护人十日内送达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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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维稳:临沂冤民闵宪国被旅游记

2015年10月29日,山东临沂冤民闵宪国因五中全会召开“被旅游”4天归来。闵宪国在其新浪微博“临沂闵宪国”中,曝光了一组此次“被旅游”的照片,其中陪同他的警察在寺庙中虔诚跪地拜佛的照片引发很多网友的关注。

闵宪国是“冤民万里行”的发起人。几年前,他遭人构陷被冤狱近2年。原因是当地公、检、法中的既得利益集团沆瀣一气,以侵占闵宪国当时经营的一个沙场为目的,将他枉法判刑入狱。

2011年,闵宪国出狱后,闵宪国费尽周折找到了构陷他入狱的确凿证据,开始了漫长的向有关部门实名举报和控告的维权之路。从酷暑到严寒,闵宪国艰难地奔波在济南、北京等信访和投诉举报部门之间。

几年的艰难上访维权,闵宪国的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被当地政府列为重点稳控对象,长期被跟踪、监视和限制人身自由,还曾因上访和网上曝光自己的遭遇遭报复被当地警方拘留和抄家。

10月26日,一直处于当地派出所监控、软禁中的闵宪国接到看守他的当地派出所警察通知,说要带他出去“旅游”几天。

闵宪国很清楚此次他“被旅游”是因为五中全会的召开。因为他是当地“黑名单”上的人是重点稳控对象,以前每到中央开会或者举行什么活动,他都会遭遇强制“被旅游”或者软禁。

谈及被旅游的经历和体会,闵宪国义愤填膺。他透露,每次他“被旅游”,当地政府都打着维稳的名义支出数万元的“维稳费”,这些钱都被带他出去的警察用于吃喝玩乐,游山逛庙。

此次,闵宪国被带到江苏和上海等地。让闵宪国感到哭笑不得的是,陪同他的几名警察丑态百出,对他态度蛮横,气焰嚣张,但每当在景点见到庙宇或者有摆放神灵的地方,他们立马收敛了许多,虔诚地烧香跪地拜佛,祈求神灵保佑他们。

税务机关岂是敲诈勒索平台——张建平代理出庭诉常州市地税局信息公开一案纪实

2015年10月28日上午,江苏维权人士张建平代理出庭诉常州市地方税务局在依申请信息公开中拒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在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由关心张建平遭打压的民众、及被告常州市地税局人员共20余人参加了旁听。

案件的起因是张建平妻子的大姐、开出租车的陈扣英在2010年的一起交通事故中,已经从学校退休6年的被伤者蔡润祺,以被告地税局在交通事故两个月后为其出具的个人所得税证明,非法获取了20余万误工费、及残疾赔偿金。陈扣英不服常州市天宁区法院枉法裁判提起上诉后,该起交通事故于2012年5月30日在常州市中级法院的调解向双方达成和解终结。事情过去近三年,蔡润祺再次到天宁区法院提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要求陈扣英再赔偿14万6千元。

在2010年10月29日下午发生的那起交通事故非常离奇,陈扣英在两道机动车道中间的绿化带违章停车下客,结果骑电动车本应行驶在非机动车车道上的蔡润祺居然倒在陈扣英的出租车旁。事故发生后,天宁区交警大队作出事故认定,认为是出租车乘客下车开门导致同向行驶的蔡润祺电动车与出租车车门碰擦,陈扣英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有十多年驾龄的陈扣英感觉到,蔡润祺的倒地受伤不可能是与出租车车门碰擦造成。

在法律上,即使蔡润祺驾驶电动车跨越机动车道与陈扣英违章停靠的出租车存在碰擦,那陈扣英的的违章停靠行为与蔡润祺电动车碰擦之间,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而蔡润祺跨越机动车道与出租车碰擦,才是该起事故的直接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依据因果关系,蔡润祺应当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且不说陈扣英根本没有觉察到有碰擦情形的发生。

为了查明究竟有没有碰擦发生,受委托的张建平电话联系天宁区交警大队,甚至还专门到交警大队,要求查看事发现场的监控录像,结果被告知事发地段的几个监控录像全部在事发时临时失灵。该案离奇的还有,天宁区法院在蔡润祺还没有提起起“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更没有通知陈扣英的情况下,委托常州德安医院为出院时能独立下床活动的蔡润祺做了一个高达二级的伤残结论,且在进入诉讼期后驳回陈扣英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该案更离奇的是,蔡润祺居然拿着本案被告常州市地税局在交通事故两个月后缴纳的巨额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提出误工费赔偿的请求,而天宁区法院竟然也默契配合,支持了蔡的误工费请求。因为蔡是退休教师,其退休金远远高于常州市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其本不应得到残疾赔偿金,但由于有了误工费(即实际收入减少)的支持,也“顺理成章”获得了残疾赔偿金。

因蔡润祺推翻已经履行完毕三年的和解协议,再次到天宁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索赔,陈扣英被迫提起反诉,要求蔡润祺通过非法的纳税证明而获得的不当得利。在这一次的诉讼中,天宁区法院居然再次在蔡润祺提起诉讼前三个月,就私自委托常州德安医院对蔡润祺作需要护理的鉴定。
在法律上,交通事故后的伤残鉴定机构必须由事故双方或者多方通过协商或抽签决定。

既然已经退休六年的蔡润祺在所谓交通事故两个月、且生活不能“自理”后,还有向国家缴纳巨额个人所得税的能力,那么其交通事故前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必然更高,但其又不能向法庭提供交通事故前的合法纳税证明,说明蔡有瞒报收入,偷逃国家税款的嫌疑,为此,陈扣英向常州市地税局申请公开蔡在交通事故前三年的缴纳个人所得税信息。

毫无疑问,蔡润祺是不可能在交通事故前三年缴纳过巨额个人所得税,否则其不可能在诉讼中,以不具有索赔效力的纳税证明,让天宁区法院作出公然的枉法裁判!

对陈扣英申请公开的信息,常州市地税局以“《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该信息涉及蔡润祺收入应当为其保密”为由,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

如果说蔡润祺在交通事故两个月后缴纳巨额个人所得税是合法的,那么其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无法提供交通事故前的纳税证明,说明其有偷逃国家税款的嫌疑,那么常州市地税局就应当按照《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申请向陈扣英公开蔡润祺交通事故前三年的个人所得税的信息。

对常州市地税局拒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陈扣英起诉到常州市新北区法院。

在昨天的庭审中,被告的代理律师黄某某罗列了很多涉税的保密条款,为被告常州市地税局拒不履行法定职责抗辩,但无法回答张建平在发问环节关于蔡润祺在交通事故两个月后缴纳巨额的个人所得税属于否正常合法的缴纳行为,也不能回答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等问题的发问。

在回答张建平提起的“2011年8月15日到被告处调取蔡润祺缴纳个人所得税证明的是谁”的发问时,黄某某滔滔不绝,称法律规定个人所得税是由单位代扣代缴,缴纳所得税的个人可以到税务机关,输入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及密码便可在自助电脑上获取,其他人没有权利获取。当张建平追问:蔡润祺是一个被定为二级伤残、且需要护理的人能到被告处自行调取个人所得税证明吗?黄某某知道自己说漏了嘴,不再解释。今天,张建平安排他人到被告征税大厅办理自助查询打印个人所得税,办税人员明确告知,常州市地税局是2013年才开始启用自助查询、打印个人所得税的电脑。由此证实被告的不诚实。

被告的代理律师还一直强调蔡润祺的个人所得税与原告陈扣英没有利害关系,连主审法官也按捺不住向其发问:如果原告在申请信息公开提供了蔡润祺又因交通事故责任提起诉讼了,被告是否依申请公开蔡润祺前三年个人所得税时,黄某某称要回去商量后才能决定。

庭审中,被告代理律师还称只有公检法才可以调取蔡润祺的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的信息。对此,张建平当庭向常州市新北区法院提出口头申请,要求法院调取包括蔡润祺在内的、为蔡润祺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常州市今日照排印务有限公司管理人员及员工的个人所得税信息。

法庭辩论中,张建平认为这一起离奇交通事故、离奇认定责任、离奇伤残鉴定、离奇个人所得税证明、离奇判决赔偿等一系列的离奇,都是因为自己长期为弱势群体发声而遭致的蓄意打击报复,以“税务机关不是提供违法犯罪的平台,坚持诉讼请求”作了最后的陈述。

因为还有一些庭后需要补交的证据,法庭没有当庭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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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林法官设陷阱造假案侵吞民财

本网信息员接到广西桂林公民周小军陈冤材料,反映自己遭到全州法院副院长等人联合制造假案来侵占自己财产,致自己面临倾家荡产却求告无门厄运的现实,揭示了公民财产权在不受监督的法官肆意弄权枉法下无力保障的严峻状况,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司法的黑暗民公民权利的脆弱。

下面是周小军提供的控诉状:

控诉状

我叫周小军,联系电话13367834567,女,45岁,汉族,现住桂林市翊武路红竹宾馆。我要控告蒋小荣(广西全州县人民法院副院长)、蒋静(蒋小荣之妻,全州县交警大队公务员)、唐怀林(全州县文桥镇党委书记)、俞卫平(全州县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等公务员合谋制造假案,以法律的名义抢劫我500余万元财物。

蒋静是我少时一起长大的发小,2011年初蒋静、蒋小荣夫妇主动跟我提出愿出资合伙参与我在桂林的房地产生意。2011年4月2日,蒋静给我汇款130万元作为投资款。汇款一个多月后,蒋小荣、蒋静夫妇即追问我开发进展情况,我如实跟他们说:土地开发是一项周期比较长的投资。蒋静夫妇要求我归还他们的130万元。为不伤感情,我决定退还他们的投资款。我如实告知蒋小荣,自己和儿子熊美利涛共有一套房产价值500多万元,可在前夫不知情的情况下变现给他们。对此,蒋小荣称,可以想办法制造一些案件,约定由全州县人民法院管辖,再由他幕后操作变现。我听他这么一说,由衷地认为蒋小荣夫妇是在想办法帮自己,为答谢他们夫妇,我还买了两部价值共1万多元的苹果手机送给了他们。同时将双方合伙投资协议全部撕毁。

按照蒋小荣的安排,我对蒋小荣草拟好的一系列“证据材料”和法律文书做了抄写和签名:首先,写了一份《声明书》,表示欠周晓忠、蒋太新、蒋艳红、蒋静400万元借款,同意由全州法院管辖,愿意将儿子共有的房产拍卖或变卖归还借款。其二,向蒋静、蒋太新、蒋艳红、周晓忠四人写了四张“借条”、“借款”总额400万元。不久,我便在位于桂林市翊武路自己经营的小宾馆接到了全州县人民法院一个叫唐春松的法官送来的电脑打印好的“调解笔录”,我按唐春松的要求,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签收了一份全州县人民法院(2011)全民初字第549号《民事调解书》。落款:审判员俞卫平,书记员蒋茂玉,全州县人民法院章。

根据该调解书,要求“偿还”蒋静四人400万元本金,同时,从2012年6月20日起,还要承担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的利息,直到还清本、息时止。

由于事先在“声明书”上已经写明了,只卖掉我跟儿子的共有房产用于归还“借款”,加是与蒋小荣的口头约定,我对调解书内容并没在意。

前述“民事调解书”一生效,蒋静等四人就向全州县人民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申请。果然,在蒋小荣副院长的“帮助”下,我与儿子熊美利涛共有的这套房产被全州县人民法院“依法”拍卖了几回后,最终由我自己以200万元人民币变卖,这200万元现金全部交给了蒋静四人。

至此,我认为这事已经得到圆满解决,接下来该认真打理自己的生意了。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假戏真做,我的另一套位于桂林市七星区环城北二路56号价值300多万元的房产,又被以150万元执行拍卖了。而购买此房的恰恰是与本案有关的全州县文桥镇党委书记唐怀林(周晓忠是其司机)。我因为拆了这套房子的一条门,被全州法院执行局胡杨生强制从桂林带到全州法院,以关押我相威胁,未经任何手续,强刷我信用卡3万余元,刷完卡后,我亲眼所见,唐怀林将一叠人民币塞给了胡杨生。他们是狗胆包天!

加上被迫支付的22万元现金,我共向蒋静们支付了375万元,实际价值700万元,除去退还蒋静夫妇130万元投资款,我损失超过500万元。

然而,蒋静四人并未就此罢手,他们要求按照《民事调解书》的内容继续向我“追债”。全州法院查封了我的“红竹宾馆”。

当我找到蒋小荣副院长质问何时结案时,蒋小荣副院长竟然说,我不管了,一切按照《民事调解书》和法律的规定办理!

此时,我才恍然大悟:自己上当了!我面临破产的境遇。

随后,我咨询了很多律师和法官,他们都说我掉进了蒋小荣的“陷阱”。尽管如此,但这份《民事调解书》还是违法的。

一、这是一个未经开庭审理的假案。所谓主审法官俞卫平(在调解笔录上签了字)和书记员蒋茂玉(调解笔录上没有她签字),我至今未见过。

二、程序违法

1、“借条”期限未到,“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借款”与“还款”没有不同看法,即双方没有纠纷发生,全州法院立案审查时就应发现没有受理的必要。全州法院却予受理,是与民事诉讼法立法宗旨不相符的。

2、这不是民事诉讼法上的“共同诉讼”,这应该是四个不同的独立案件,应制作四份不同的法律文书,不应该是现在的一份“民事调解书”。

3、本案由全州法院管辖依据的是蒋小荣起草我抄写的那份《声明书》,律师们说该《声明书》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熊美利涛的合法权益,是一份无效声明。也就是说全州法院没有管辖权。

三、实体违法

1、支持了高利贷。即便将蒋静2011年4月2日汇入到我帐号的130万元的投资款视为借款,那么,到2011年6月1日,两个月时间,就变成了400万,这显然是标准的高利贷!

2、将没有结算的利息计入了本金。按照这份《民事调解书》的结论,400万元已经全部变成了本金。我要承担以400万元为本金的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而四张借条并没有约定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显然,《民事调解书》是违反合同法的。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及《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明确规定,不支持高利贷和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并且,坚决打击公务员以营利为目的进行高利放贷活动!

3、全州县人民法院坚称,在2011年4月2日,蒋静等四人确实向我的帐户汇了300万元(至今没有看到四人的汇款凭证)。那么,即便如此,因为支持高利贷和将没有结算的利息计入成本,这份《民事调解书》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

我百思不得其解:朋友情谊在金钱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全州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俞卫平竟然如此大胆敢为蒋小荣谋取非法利益炮制法律文书?难道他不想做法官啦?(老百姓认为这种行为不应该再做法官)因为念及跟蒋静是发小闺蜜,一直只向他们掌控的全州法院反映,要求依法再审本案,但全州法院院长袒护着他们。在此,我真心希望全州法院院长能够重视民生主动纠错。如果任由蒋小荣们继续查封抢劫下去,到我走投无路时,我会将周立、蒋文斌等案向各级领导反映,我坚信全州法院一定会有人下地狱。

我们又曾向全州县纪委反映,你道蒋小荣怎么说?他说:你告吧,告到哪里,最后都是全州县纪委来处理,我们早摆平了。是的,全州县纪委你蒋小荣可以摆平,但我不相信960万平方公里的朗朗中华乾坤,你蒋小荣都可以摆平?!

我希望能有领导督促全州县之外的某个部门能彻查此案,同时查查蒋小荣炮制案件以法律的名义实施抢劫的其它案件,查查蒋小荣夫妇非法买卖的多宗土地,查查蒋小荣夫妇月工资相加不足8000元(这次调薪可能超过了)何以拥有千万资产?!

控诉人:周小军
2015年10月25日

无锡江阴朱徐海为父申冤诉江阴公安滥权处罚,上诉后再遭无锡中院枉法讯问

2015年10月26日上午9时30分,江阴朱徐海为父亲朱万清申冤诉江阴公安滥权处罚案,上诉后再遭无锡中级法院枉法讯问。

据朱徐海介绍,其父朱万清2013年1月30日和3月1日两次在北京上访,根本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但江阴市公安局在2013年3月14日却莫名其妙地给他父亲行政拘留7日。

其父不服处罚,于2015年2月2日向江阴市法院提起诉讼,但随后其父死亡,同年7月23日一审判决维持公安处罚决定,后朱徐海于2015年7月28日上诉至无锡中院。

朱徐海说,江阴公安对父亲的处罚根本就是捏造事实,滥用公权,打击报复,不让父亲去上访。公安的处罚案卷都是违法伪造的,《受案登记表》中报案人是空白的,里面却写着报案人是无锡市驻京信访工作组说父亲在北京非访被北京市公安查获,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但没有北京公安查获的任何证据,更荒唐的是,云亭派出所提供的两份《传唤证》时间相隔一个多月,但传唤证号却为澄公(云)行传字【2013】4号和6号,中间只相隔一个号码,也就是说,云亭派出所在这一个多月时间中,只发了一个传唤证,等于在放假,案卷中其他违法行为太多太多,但一审江阴法院视而不见,包庇、纵容公安违法行为。

朱徐海说,10月26日中级法院通知我去询问,这就是违法行为,因为我在上诉时,提出了充分的公安造假的新证据和一审法院枉法判决的证据,提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中级法院理应开庭审理,但他们却让一名法官以“询问”代替开庭。而且,在询问过程中,法院也根本不听我的陈述,不对公安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不对一审法院的枉法恶判进行纠错,只是走了一个过场。

最后,朱徐海说:“期盼法院能真正客观公正,希望通过每一个案件让我们感受到公平正义,不能总让我们失望。”

因为朱万清家的养猪场在2008年5月12日被云亭街道违法拆除,2009年7月3日房屋和另一养猪场又被非法强拆,为此走上维权路。2013年3月朱万清去北京上访回来后,云亭街道综治办主任威胁说:“你再去北京上访,死在哪里都不知道。”没过几天,朱万清在人行道上被一辆汽车撞后逃逸,造成朱万清颈部受伤,再经上访折磨,于2015年3月27日去逝。

投诉信:陕西咸阳创业家园业主八年领不到《房产证》

我们这陕西咸阳创业家园288户业主,都是2007年前后购买了咸阳创业家园小区的商品住宅现房并入住的,购房时开发商承诺两年内给我们发《房产证》,到现在我们住了八年了,《房产证》一户也没领到,没有《房产证》我们办户口、孩子上学等就遇到很大的困难。

为《房产证》的问题,我们不知多少次找过开发商清华科技开发公司及其法人王武,也到秦都区、咸阳市政府上访过多次,还封堵过咸阳市政府的大门,到陕西省政府也上访过两次。逐渐地我们了解到,2004年清华科技开发公司老总王武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当时的省长,利用国家对科技教育事业征地较优惠的政策,以科技教育用地为名,取得了这块农用地的征用使用权,但是建的却是商品住宅楼,共四栋。咸阳市政府有关机构鉴于这种情况,要求开发商王武缴纳土地使用性质变更费,金额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估计数目不会小,开发商王武至今没有缴纳,我们的《房产证》也至今不能办下来。

要建商品住宅楼,为什么通过省上的要员就能变换名堂征到土地?建的是科技教育设施还是住宅楼,设计图纸、施工早期等环节就可以看出来,政府那么多审批监管部门为什么不及早制止处理,还放任开发商公开建造、出卖,坑害我们购房户?那么多的为什么,我们要求政府给我们个说法。

2015年10月29日上午,数十个业主再次到陕西省政府上访,要求省政府说明我们屡次上访但仍解决不了问题的原因,不要再推脱了,解决我们的《房产证》多年领不到的问题。

创业家园全体业主
2015年10月29日

上海人权捍卫者丁菊英上街抗议国务院法制办超过2个多月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

本网获悉:2015年10月20日,上海人权捍卫者丁菊英上街抗议国务院法制办超过2个多月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也不作出延长告知)。

丁菊英对外交部在2015年7月1日作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复函》称:“••••••我部不掌握相关案件的具体情况。••••••你申请公开的内容不属于我部政府信息公开范畴”。

丁菊英认为外交部的行政行为侵犯了知情权,因此,她于2015年7月27日向国务院法制办邮寄《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2个复议请求:
1.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外交部于2015月7月1日对申请人作出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复函》。
2.责令被申请人限期按申请人13份信息公开申请进行有关信息的全面公开。

丁菊英所需政府信息公开的信息用于研究中国司法状况,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第六次报告的真实性。履行公民监督权,知情权,研究如何监督行政机关。

据了解:自从丁菊英申请关于我国对《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CAT/C/CHN/CO/4)的评论及我国执行该公约第六次报告提出的13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以来,接连遭到公权力的驱赶、骚扰、投毒等各种迫害。

本月20日下午2时左右,丁菊英正在街头举牌抗议国务院超期不答复并自己的各种遭遇时,突然接到其丈夫电话称:王港派出所又在耍花招了,他们派人在丁菊英临时居住的王港派出所活动室里到处拍照。晚上7时左右,丁菊英回到王港派出所活动室,看见全是黑保安,还有副所长朱军(警号012441)等好几个民警正在集体骚扰闹事。他们恶意串通、官商勾结、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制造冤假错案。

2015年9月22日,丁菊英遭公权力破门抢窃后一无所有,无家可归。经王港派出所副所长朱军(警号012441)同意丁菊英临时居住在王港派出所活动室,20多天了,王港派出所案子未破。本月6日,乘丁菊英夫妇外出,活动室里被投毒。丁菊英生命受到威胁,特声明本人不会自杀,如遭不测,定是被腐败的公权力谋杀。

丁菊英电话132480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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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立法: 关于独立竞选人的对话——什么叫独立竞选人?

有人问姚立法,什么叫独立竞选人?

我的的回信是:建议您在网上搜美国总统选举中的独立候选人和媒体聚焦23名自荐候选人两篇短文参考。

独立竞选人和独立候选人是一个意思。

我从1987年开始竞选县级人大代表,那时是我拿着材料纸,找我所在选区的选民签名推荐我为初步候选人。几次都被选举委员会公布为初步候选人,但是因选举委员会非法确定正式候选人,可想而知的是,我没有成为正式候选人,更不可能上选票。但是,我并没有放弃我法定的被选举权,而是和官定的正式候选人竞选。

1987年、1990年、1993年和1998年,每次我都是主动站出来争当人大代表,每次我都被选民联名推荐为初步候选人,每次我都被选举委员会公布为初步候选人,每次选举委员会都非法确定正式候选人,每次我都不是正式候选人,每次我都继续竞选,每次我都在选票上获得另选他人票。

1993年,我获得另选他人票超过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1998年,我获得另选他人票1709张,超过官定的三位正式候选人中的两人而胜出!这在中国是罕见的!

这样的人,就叫典型的独立候选人或叫独立竞选人。

在美国不是代表某党的总统候选人,就叫总统独立候选人。

在美国成为总统候选人不是十分难的事情。我们一般只知道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实际上每屇总统大选时,总统候选人有不少人,有时多达几十人。

2001年开始,《中国新闻周刊》、《南风窗》、南方周末、农民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之音等媒体报道我竞选人大代表及行使人大代表权利的事迹中,才出现人大代表自荐候选人这一说法。后又演变为独立候选人,还有演变为独立人大代表这一表述的。